皇冠资本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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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税改革之2015：完善地方政府举债职能
回顾2015年财税改革，更多围绕一个“债”字。通过存量债务甄别清理、继而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置换，以及后续新增债务的规范管理等措施，结束了地方债务问题一直处于“说不清算不明”的状态。这正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调整地方政府事权财权匹配度的应有之义。
首先，理清历史债务，结束政企不分格局。旧的财税体制之下，地方政府缺乏负债融资功能，而事权过重、财权缺乏的先天因素导致2008年之后的投资计划中，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这类预算软约束主体累积了大量显性或隐性债务。以2014年底为节点，旧债务甄别划落定，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确认为15.4万亿，新债务只有地方政府债券一种形式，结束了地方政府无序融资的历史问题；
其次，稳增长压力下，债务置换以时间换空间。通过3.2万亿的债务置换，地方政府通过公开结合定向的置换方式，将过去高息的城投债、信托融资、BT等形式的债务置换为地方政府债券，延长债务本金支付期限，在收入增速放缓而支出压力增大的情况下，为稳增长腾挪出更多可用资金；
后，新增债务规模限额管理，负债途径只有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以规范的地方政府债券为资本性支出融资，是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而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在过去几年时间内过快增长很大一部分原因也在于政府举债无门。今后地方政府新增债务纳入限额管理，债务规模也就有了天花板，防止债务的无序增长、违规支出，避免了财政金融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总的来说，2015年的财税体制改革，受到经济增速下行压力不断增加的影响，首先解决的是债务问题，并通过规范的举债行为完善现代化的财税体制，而展望2016年，改革面临的收入之困、支出之困还要继续一段时间。
二、改革之困：收支压力并存
（1）收入之困
伴随经济增长中枢下调、税制改革以及土地财政弱化，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收入、土地出让收入均不同程度下滑，尤其对于过去以制造业、房地产为支柱产业的地区，压力更为明显。未来，地方政府面临的收入结构性调整压力依然不小。
首先，税收收入受制于企业亏损面积的不断增加，而财税体制推动的重要内容即未来“营改增”的推进将会成为另一个压力来源。
其次，土地收入的下滑可能更加严重。房地产去库存压力难言减轻，造成土地出让直线下滑、出让收入大幅减少。2014年土地出让金收入增速由2013年的33%直接降至3%，同期土地出让面积负增24%，而截至2015年11月底，土地出让面积同比减少16.7%，意味着依赖土地出让维持政府支出的情况已经难以持续。
（2）支出之困
私人领域面临产能过剩、出口需求减弱，投资需求长期疲软，此时的地方政府作为政府部门主要的事权承担者，稳增长的压力逐渐加大。但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不同的是，此轮财税改革以43号文为标志，彻底杜绝了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等非市场化主体间接加杠杆，政府资本性支出限定在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和PPP两种途径。
一方面，地方政府债券受限于赤字率这一硬性指标，今年2.3%的赤字率中，地方政府财政赤字分配到5000亿新增限额，然而，相比于2013.6月-2014年之间4.6万亿的债务增量， 5000亿的赤字规模对于实际地方政府投资支出的支持相当微弱；
另一方面，PPP模式的推广虽然为地方政府加杠杆提供了理想途径，但短期内由于政策法规尚需完善、私人资本退出机制缺乏以及养老、教育等推广领域的盈利模式不清晰，造成私人资本进入PPP的热情一直不高，尽管各地政府通过PPP产业基金、PPP引导支持基金不断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但终究是支出先行，投资落后。
三、财税改革深化如何走？
在存在闲置资源、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前提条件下，政府投资能够弥补私人投资暂时性不足，继而拉动社会总需求实现明显的逆周期调节。而当下，国内的主要问题已然与2008时期不同，经济增速放缓的根源由需求不足转为有效供给不足，实施单纯的凯恩斯式需求管理，边际效果是不断减弱的，稳增长需要从供给端和需求端同时发力，才能解决经济新动能不足的问题。
而财税改革实现的，不仅仅是纠正旧体制下中央、地方之间不合理的权责分配，更重要的是通过地方政府事权合理分配、融资职能确认以及收支行为的规范管理，理清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进而实现政府端供给的改革以及促进私人领域的供给改革。
从这一角度出发，在2015年政府债务甄别划定、新增债务限额管理的基础上，未来财税改革可能进一步深化的领域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