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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首都新德里郊外的工业区，坐落着一个有400来号工人、占地约3000平米的工厂，过去主要生产着手机、耳机、充电器等电子产品。

　　工厂里有六条生产线和三条打包线，直到五月中旬复工以前，它们整整静默了两个月。平常的日子里，这些流水线一天多能组装一万台手机。

　　其中，有约80%是为印度本土手机厂商代工，例如Lava和Micromax，主打400元至500元价位的中低端智能机；其余是自有品牌，均为百元上下的“杂牌”功能机。

　　“今年肯定是亏啦。”广东人陈姐是它的一位中国老板。仅以代工而言，工厂基本每个月都有50万~60万台的订单，今年的数字“直接砍半”。

　　从2007年就看上了印度手机市场机会的陈姐，经历了从国内工厂把手机导入印度市场，以及在印度本地建厂组装手机的两个阶段。她入行的十三年，也是在印中国手机商人的故事缩影。

　　只不过，外界普遍对故事的后半段更熟悉。金立、华为、小米、OV等国产品牌陆续打入印度市场，并于大浪淘沙后，各自确立在印度市场的地位。

　　2020年初，新冠疫情大爆发，印度自三月起采取封锁令，并多次严格化和予以延期；6月底，中印边境摩擦的背景下，印度政府发布针对中国APP的禁令，信号直观传递到了国民；还有一系列政策都纷纷显示，印度似乎已不再是当初的淘金之地。

　　2020两大坎

　　今年4月下旬，印度疫情的拐点迟迟未出现，但为了尽快提振经济，印度政府不得不在封锁期间开始逐渐放开农业、制造业、工程建设等行业。

　　据，5月中旬时几家中资企业称复工率都在20%左右，当地主管部门从防疫角度表示多让产能恢复到33%。

　　但这个限制显然很难恪守。根据政策，陈姐的工厂于5月中旬陆续复工，四个月过去工人到岗约50%，总体产能已恢复至70%-80%。界面从另一位接近手机行业人士得知，他所了解的复工水平也在三分之二左右。

　　“他们（印度）那边其实管控非常差，但我们还是要靠经济生存的。”陈姐解释说，“工人们大部分都是小时工，临时工不做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养活不了家。”

　　另外，与国内疫情严重时期状况相似，印度物流水平也大幅下滑，“今年的物流运行很不通畅，以前一票货两天就到，现在可能20天才能到。”

　　在印度从事手机行业的中国商人，今年主要经历了两个重大节点：一个是疫情、一个是禁令，两者从不同维度对其造成影响。疫情的影响更广泛、长期和根本，包括但不限于产能和物流，禁令的影响虽然不直接，但背后代表的政治因素不确定性更高。

　　6月29日，印度政府宣布禁用包括TikTok、微信、Q Q、新浪微博在内的59款来自中国的手机App，随后又两次颁布类似禁令，至此印度政府已禁用224款中国App。

　　在陈姐看来，无论是功能机还是智能机，App的批量下架都对其生产和销量没有直接影响，但对其生意往来产生了间接影响。

　　疫情封锁期间，陈姐的客户本就“没一个过得来的”，所有交流均从线下转到线上，而微信等社交App的禁用使其被迫只能使用邮件，大大提高了沟通成本。据她称，确定一个样品的时间周期从5天变成了10天，直接翻了两倍。

　　当然，拖沓只是降低了沟通效率，问题的根本还是线上沟通本身带给电子产业从业者的信任障碍。“他们看不到机器，我们又寄不出去样机，很多东西都是通过视频和邮件去看，所以对产品也不是特别有信心。”陈姐说，客户会想，“你给我的是不是如你所说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