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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张爱玲和读她的作品，是唐大郎介绍的。唐大郎也是一个有名的“江南才子”，所以，也可以说，欣赏张爱玲的作品和希望她能在大陆留下来，一是爱才，二是由于恩来同志一直教导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一方针。
这段话一直未引起张爱玲研究者的关注。夏衍说“我认识张爱玲”，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通过张爱玲的作品而“认识”她，另一种是他真的与张爱玲见过面而“认识”，介绍人或许就是“小报大王”唐大郎?但这仍然只是一种推测，也已无法证实。
夏衍还有一段可能更为关键的话从未引起张爱玲研究者的关注。他在去世前一年多为《大江东去——沈祖安人物论集》作序时再一次提到张爱玲，不但对张爱玲的评价简要而中肯，而且披露了极为重要的史料：
“张爱玲一直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她才华横溢，二十多岁就在文坛上闪光。上海解放前，我在北京西山和周恩来同志研究回上海后的文化工作，总理提醒：有几个原不属于进步文化阵营的文化名人要争取把他们留下，其中就谈到刘海粟和张爱玲。总理是在重庆就辗转看过她的小说集《传奇》，上世纪50年代初我又托柯灵同志找到一本转送周总理。但是张爱玲后来到了香港，走上反共的道路，这是她自己要负责的。”
如果夏衍的回忆无误，那么他在这段话中清楚地告诉读者：不是别人，正是周恩来，在上海解放前夕指示他设法争取张爱玲留下来。或者也可理解为，邀请张爱玲出席上海届文代会，正是贯彻了周恩来的指示。这是张爱玲研究界所从来不知道的!而柯灵回忆的夏衍调回北京工作后，托他代购的小说集《传奇》，原来转送给了周恩来。这也是张爱玲研究界所从来不知道的!至于夏衍批评张爱玲“后来到了香港，走上反共的道路”，应该视为限于当时大陆所知的史料和认识，还无法得出更为积极和全面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