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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再往下走，中国的整个教育理念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发挥了非常良性的牵引作用。尽管我们在“打倒孔家店”的时候，把它批得一塌糊涂；尽管我们今天强调个人价值时，对《弟子规》、《三字经》、《女儿经》可能有所批评，但整个说来，社会教育体系之于人类的文明化而言仍然意义重大，因为社会文明是大文明体系的深厚沃土，没有这一片沃土，整个文明发展的牵引力量就显得非常苍白乏力。

所以中国教育对文明的发展起到了长期、持续、稳定的核心性作用。

国家权力介入使得教育发生激变

话说回来，对文明的教育牵引来讲，正因为教育太受重视，尤其是科举教育在古典社会里长期成为向上流动的独木桥，因此这套教育也有它的一些弊端。因为国家太过重视教育，因而儒家以“仁义”为价值核心的重视教育艺术的文明教育牵引，后来变成了重归“官学”。从重设“五经博士”到开科取士，到整个中古时期通过科举方式，诱导教育发展到选拔人才的核心事务需求的轨道上来的时候，我们的教育理念就显现出文明发展轨迹的某种单一性，因而整个文明发展可能体现为由国家和权力带动的文明发展。这时候的科举常常造成一种负面结果——“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传统士人在“学而优则仕”方面向前迈进的积极性和愿望非常强烈。

尤其是科举考试之后，朱熹编制的《四书集注》的标准文本，以及八股文的流行，使得我们的文明发展的秩序供给有余而观念突破不足，因此文明不断地因为内部剧烈冲突而具备动力的一种发展路径显得越来越乏力。太过重视教育，往往会导致国家权力介入使得教育发生激变。

另外，整个社会教育虽然相当受到重视，但也有功利的一面，譬如“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儒家确立的以教育作为文明传承的撬动杠杆的使命，在这样的一种功利性观念面前显得相对逊色，教育的文明担负功能没有能够长期持续而健康地在社会层面呈现出来。由官学的重返圣坛到民间教育的某些功利心态，使得教育的核心性作用确实表现出一种太过贴近权力的东西。因而，当权力处于相对健康和正常的状态时，教育的发展及其对文明牵引，和作为文明进步杠杆的作用就能够正常体现出来。科举在大半部分的历史上对中国都发挥着积极作用，而且对西方后来的文官选拔制度有重大启发作用，所以总体而言，中国传统教育也表现出它在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牵引作用。